父亲告诉我说，那时他们的营房和川医很近，每到周末他都能在学校的舞池里看到妈妈。不过那时，他只敢看看她，一次次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期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奇迹。

　　三年后这个奇迹终于出现了。

　　由于母亲的一位好友偷偷拿了同学的东西，学校调查时，母亲听信朋友的一面之词，作了伪证。当案情水落石出时，校方轻率地以同案犯为由开除了母亲的学籍。

　　由于母亲和她的那个朋友过于出众，几年来一直是流言蜚语的中心。也许是出于某种报复的动机吧？那位朋友才偷了一个高干子弟的手表。实际上她并不缺钱也不差表。

　　父亲从朝鲜回来，一直一帆风顺。母亲出事后不久，他也被划成了右派。当他脱下上尉军装，穿上不是囚衣的囚衣，竟发现了同样穿着囚衣的母亲。

　　这时，爱情以绝望后的果敢，在绝望的环境中绝望地燃烧了起来……历经种种风波，包括一个管教干部为之犯下错误自杀身亡，母亲和父亲终于走进了新婚的礼堂。

　　那一夜，父亲说他的心竟独自地对着所谓的命运发呆！

　　关于我的母亲和那个自杀干部的风波，可以说是建场初期曾被人人谈论过的话题。

　　我是在工作过后，才从我的一个同学那里听到的。当时我半天找不到一句话说，两眼根本不敢去正视那个同学。他并不是故意要使我难堪，所以好象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只是顺着自己的话继续往下说……

　　你母亲那时一定很出众，一般说来那时的干部素质是好的，政治上坚定，生活上朴素。那个干部死后留下一本厚厚的日记，清楚地也如实地记载着整个事件的经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你的母亲在有意地利用他，后来又翻脸检举了那个干部。好在这本日记，虽然没有公开，但总算证明了你母亲的清白。

　　在整个事件中，你母亲的勇气和决心都让人钦佩。

　　这事我至今没敢去问我的母亲，一次我小心冀冀地向自己的父亲提起过，他说他知道也就是大家谣传的那些。他不想追问事件的整个过程，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细说过……但那个事件肯定在母亲的心上留下了长期不散的阴霾，它毁坏了母亲的心灵和性格。

　　那事以后，女子中队里这类桃色传闻又不时传起。

　　主管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除了那个自杀者外，又有好几个优秀的干警痛失立场。严厉，准确地说是严酷的管理制度出台了，劳动强度也加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每天的政治学习都象文革的批斗会。

　　我看到母亲的那个晚上，会场前方就立着一个双手反绑的女子，散乱的头发盖住了脸，但从抽动的肩头上，我看到了她的哭泣。小指粗的麻绳陷得很深，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鲜红的血痕。

　　这不是薛菲阿姨吗？

　　瞎婆把面背走了，母亲急迫地向我说：“你等我一下，学习完了我给你的父亲写封回信。”母亲的身上满是泥水，眼里全是焦急，头发没有一点光泽。

　　“三组，三组的组长呢？”一个女干部大声地问。

　　“在！”母亲猫着腰，刚钻进学习室就站了起来。

　　“我们组开展了讨论，认为薛枫的错误有下面几条。一是平时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表现在生活中倒菜倒饭，表现在劳动中拈轻怕重。今天出钱请山民帮她砍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母亲好象一时找不到话说，最后好不容易才接着说道：“二是，从不承认错误，竟和批评她的干部狡辩，更是错上加错。说穿了这是不接受劳动改造。”

　　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不能接受母亲的说法。我看着被捆的薛姨，头发上还夹几片枯黄的竹叶，脸上还带着枯枝平行划伤的血痕。

　　我觉得母亲的话是违心的，为什么要说违心的谎话呢？

　　会议散了，母亲和其它几个人，又被另一个干部带到室外，不知道是在安排工作，还是在查问什么事情。没多久，大雪就落满了她们的全身，就象一个个没有生命的雪人。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母亲的。

　　我就是在那个晚上蜕去了童年的所有幼稚和天真。

　　妈妈和母亲这两个词，在我的心灵里从此失去了任何内涵，就象一对死后没有闭上的眼睛，空洞而漠然。多少年了，它就象埋进我里的弹片，又象膏肓里的沉疴，更象逼着多少天才自杀的隐疾。

　　我准备高考那年，父亲原先所在的部队派人来找到我们。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和标准的军礼，并没有给父亲带来多大的喜悦。而川医一纸关于改正母亲错案的通知，竟让父亲的双手不住地。

　　二十年的灾难岁月，二十年的艰难人生。多少次畏缩，多少次坚挺，多少次屈辱，多少次强忍……轻轻地就象夹在父亲手指间的纸，不停地跳动。

　　鲜活的生命偷走了，换来一张薄纸。

　　生命的尊严践踏了，留下一串文字。

　　苍天应该可以作证！青山也能作证！

　　终于，父亲用它包起母亲的一绺青丝，默默地夹进书里。

　　今天，当我拿起笔用心记载那段岁月，我发现自己的语言实在太贫乏，真实的生活和情感，都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

　　我的父母无疑都是五八年那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