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后，经常有人在这里久久徘徊不去。他们有来自台湾的老兵，有已经风烛残年的母亲，有为了撰写共和国史的资深学者，有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他们只好捧起黄土，默默地带了回去。

　　那天，接待我和父亲正好是我的接生医生和护士，父亲要我叫他们刘伯和陈姨。那天，我住宿的窗外就是那片南瓜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睡不着。我呆呆地看着在那里纷飞的莹火虫，其实很可能是磷火。

　　大渡河的滔声远远传来，如哭如诉……

　　第二天，我醒来时，下夜班的陈姨给我带来了稀饭和馒头。

　　“打针了！”外面有人在喊，接着就是一阵笑骂。原来我住的是护士值班室。“你的爸爸外出架线去了，下午才能带你上山。”

　　“架线？”我拿起馒头不解地问。

　　“对呀！你的父亲克服了很多困难，为我们建起了水电站，现在需要架设电线把电送往各队。”

　　陈姨不到四十岁，给人的感觉很亲切。

　　“等吃完了，陈姨带你看看这里的大山大水。成都城里没有山，公园里的那些土堆哪里能称为山呵！”

　　“陈姨到过成都？”她没有回答我，却转身推开了玻窗。外面的晨雾还没有散尽，远远的一树红叶在山顶上就象一支高举的火炬。

　　“生如春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陈姨随口说了一句无法理解的话。

　　南瓜山的得名，据陈姨说还不是因为这里种着南瓜，而是出于他的外形。

　　“你来看，它象不象挂在天际落地而生的巨瓜？圆圆的外缘把大渡河挤出了一道的弯，河对面的北山就象守瓜人的小棚。你再看，它山上的石岗高耸入云，细细的就像挂在天外的瓜茎。”

　　那天上午，陈姨带我爬上了石岗。上面松柏苍苍，掩护着三座用青石砌起来的炮塔。它北控亘堡，南望连绵不断的凉山。一道河水从南面流来，绕过石岗向西汇进大渡河。它的东面，就是我和父亲昨天翻过的那个山梁。

　　陈姨还告诉我，沿着南面的小河，一直可以走进农场。

　　当地人称它为枯河，其实它的水量十分充沛，枯河应该是哭河的误读。上面有座很古老的石桥，陈姨来的时候就叫哭桥，现在也被写成枯桥了。

　　现在父亲的电站就在枯桥的下面，而母亲却在更里面新垦的茶山上。

　　当天晚上父亲带我来到他的发电房。

　　那是一个夹在两个巨石中的小楼。就象一块不小心掉在那里的积木，因为实在不好拣，就没有人管它了。木楼的顶上就是枯桥，有一道小渠穿过石桥的阐门直冲小楼而去。

　　小楼分两层，下面安装着发电机，人住在楼上。推开房门，里面一个三岁大的小孩，正伏在地上推着半截砖块。“这就是你的弟弟。”爸爸刚说完，那个小孩就爬了起来，向门口钻去。

　　“喊你的哥哥，你不是天天闹着要喊哥哥吗？”爸爸一把抓住他，弟弟急忙说：“我要尿尿！”

　　父亲放了手，他就在门外对着山叉开了脚。半天没有动静，他又跑到房外的岩边上蹲了下来，一只手秦乱地扯着野草。

　　小屋不大，但被一个人在家的弟弟翻得很乱。爸爸收拾起来，很快就用木箱为我拼凑出了一张小床。我坐了上去，满意极了。因为我除了和婆婆爷爷同过床外，还没有和别的人睡过。我给父亲说了，我不睡都可以，绝不和弟弟一起睡！

　　弟弟回来了，看到新床也高兴得又是蹦又是跳的，最后他干脆爬上了床。我看到他的脏鞋子在爷爷给我的新床单上边踩边蹬，真是气极了，一掌就把他掀了下去！爸爸抱起弟弟，没有说我也没有打我，我也没有看出他的心寒！

　　我进山的第一夜，就是在弟弟没完没了的哭声中度过的。

第七章：农场

　　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的北缘，一条八十公里长的机耕道绕着它，最后伸进了林海。沿着弯弯曲曲的机耕道，布置着十多个劳教中队，队与队相距很远……因为以前这里有近万人，灾荒年以后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恐怖的饥饿和死亡，就像根本驱不散的乌云，一直压在那里。没有人再去提它，但它却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浮动着翻滚着……从压抑的神色中，从长长的叹息里，从忧郁的对望间，我感到的是末日就要降临的气氛。

　　对我的出现，大家十分惊讶！

　　因为我的诞生近乎于奇迹，好象刚刚飘散的生命都汇集在了我的身上。我出生时不足五斤，母亲不仅没有奶水而且很难找到吃的，都没有想到七年后我能站在他们的跟前……

　　在山上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很多人视我犹如自己的子女。

　　五六年，这里刚刚平息了一场彝族头人的叛乱。

　　硝烟还没散尽，一部分参加平叛的战士就划给了省劳改厅，奉命在这里开垦组建农场。农场的吕政委，当时是平叛部队的营长，于是这部分战士就成了农场管理的骨干。

　　五八年，最初到这里的劳改人员，不是释放就是转走了，这里改成了劳教农场。除了接纳当时各地划出来的右派外，还接手了原来由宋庆龄基金会管理的几个少管所。

　　那时的少管队就在枯桥附近，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莽莽苍苍的老林。

　　当时，这里由吕政委带队，我的父亲是少管队的文化教员，母亲和陈姨是卫生员兼保育员。

　　野兽出没，山洪暴发……一次，母亲起夜，一条蛇竟爬到了她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