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是被送走了。后来读了大学，才知道送我走，是因为我没有成都的户口，在成都上不了小学！婆婆爷爷当时为什么不给我说真话呢？这事我真的不能原谅他们。记得临走前爷爷还说：“你借钱给冲儿是没有错，但是说谎却大错而特错了，爷爷真的希望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爷爷永远也不知道，他的这句话竟注定了我的一生必将坎坷不平！

　　通向火车站的大街，那时还没有其它行人。只有清洁工在扫着满地的梧桐树叶。整齐的路灯是那样地冷，拖在身后的阴影又是那么地长。

　　爷爷拿着行李，小声地和小姨交待着什么。小姨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手心里竟沁出了汗水。她停了下来，抱起我并深情地吻了吻我冰冷的面颊。我还没满周岁，妈妈就把我送回了成都，多少年来小姨带我不少，但是我却一直不喜欢她。

　　到了火车站，四周开始热闹起来，热闹的其实只是小贩。真正的旅客都是那么地紧迫和匆忙。下乡的知青打着红旗，盲流的农民焦虑难安，小孩因为饥饿和口渴不停地哭着，母亲小心地剥着早已被挤扁压碎的熟鸡蛋……

　　爷爷把我们送上火车，方方面面都安顿好了，才下去。小姨没有说话，只是为我削苹果。爷爷站在站台上，又敲开我们的车窗，大声地说：“到了妈妈那里，就要听妈妈爸爸的话，过段时间爷爷就会下来看你。”

　　火车开始慢慢滑行，爷爷的身影越来越小，但是他的手还在挥动。每一次挥动都是那么地迟缓和沉重。

　　小姨的苹果还没削好，就滚到了地上。一群满脸是灰的流浪儿倒地便捡。列车员用脚踢他们也不知道。每人刚吃上一口，就被其它人的手抢了过去……

　　天亮了，广阔的田野上飘起淡蓝的晨雾。远远的是山，近一点的是竹丛，掩着一家家农户。一湾小河，一个小女孩在河边洗着刚采的青菜，她的手一扬，就激起一串水花。

　　火车钻进了大山，隧道一个比一个长。钻出隧道就是一道凌空的桥。一道小溪在沟底上流，细得就象线。陡立的山就象一个个巨人，刚毅而沉稳。

　　“准备下车了！”小姨轻轻唤了我一声。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山间车站。站台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而哪个是我的爸爸妈妈呢？

　　我兴奋地跳下火车，陌生的站台给了我坚实的一击。

　　“姐呢？”小姨冲着一个单薄的男子喊到。

　　他走了过来，递出一张火车票。“你姐请不到假，从昆明回成都的火车半个小时后就到。”小姨给他钱，父亲就象没看见似的，过来牵我的手。“这是你的爸爸！”小姨对我说，但我望着父亲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小姨上车时，塞了一张钱到我的手心里。“你去买本你喜欢看的书，小姨一直想送你的，总是记不到！”我知道这钱是她还给父亲的，就把钱给了父亲。

第六章：父亲

　　这里是凉山的北麓，我的父母在山上的一所劳教农场里，接受教育。

　　劳动教育的对象并不是犯罪人员而是人民，或者说是人民中思想有待提高的那部分人员。劳教农场下面设置了队，一个队又分成很多个组。一个队由管教干部担任队长、指导员、生产科长、总务科长和会计。组长是他们安排的人员，当然组长首先必须忠实地执行他们的管理意图。

　　在劳教农场里，劳动着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弃儿，他们有被家长送给政府管教的孩子，有取消妓院后，已经无家可归的女人，有国民党的残兵也有被抓获的匪卒，地富反坏右，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本来劳动教育的最高年限是三年，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无论怎样自觉地接受改造，这些人一直没有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他们就有了一种特定的身份，叫做就业人员。

　　我的父母就属于就业人员。

　　如果遣送你来的当地政府愿意接受你回去，就业人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人民中的一员，这叫住清放。但是很多人自己做不到这点，因为城镇的户籍管理很严格，除非大量地托关系找后门……我猜母亲那次和爷爷大吵大闹，就是为了自己清放的事。由于爷爷没有能力办成这事，所以母亲就一直在场就业。

　　只要还留在那里，只要还属于就业人员，就好象还没有改造好似的。不仅低人一等，而且从事着繁重得不近情理的劳动。

　　父亲牵着我的手，出了那个夹在大山之间的小站。

　　这里到处都是耸立的山，一条条淡黄的山道在大渡河的对岸，斜斜地向上攀沿望不到尽头。大渡河上用两根钢索拉起一座晃晃悠悠的桥，我鼓足勇气看着湍急的河水和一闪而逝的旋涡，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会爬山吗？”父亲挑战似地问我！

　　小时候，我常常在公园的假山上玩，任由大人们在茶馆里剥着瓜子闲聊，于是勇敢地点了点头。但是我错了，这里的山真的太严酷了！翻过一坡又一坡，山势越来越陡，山道就象垂直的刀痕，令人感到恐怖。两边的荆棘划破了我的脸，山风一吹钻心的疼。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了下来，发现脚掌上竟生出了血泡，裤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挂破了。

　　父亲把我背了起来，矫健地攀登，敏捷的跳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父亲告诉我，他年青的时候，当过解放军战士。抗美援朝时，父亲所在的连队，就象电影里的王成那样，为了守住阵地，拼到只剩最后的七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