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干部牺牲了，大家就听排长的。排干部牺牲后，就听班长的。战友的遗体还没掩埋，铺天盖地的炮弹又落了下来。光他们连的正面就是敌人整整一个精锐团。但是最后，还是敌人放弃了进攻。在以死相争的博斗中，是占尽优势的敌军顶不住，承认了失败！
后来团首长上来，他跪在阵地上，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和战友们只能模糊地从他的口形上猜想，他一定想说祖国和人民会记住你们。
这就够了！英雄们是用生命在铸就这些庄严的文字！
听着听着，我伏在爸爸的肩头上，睡着了。
后来，下起了雨，在寒雨迷蒙中，我再次从南岸看到了浑浊的大渡河。
哗哗的流水声，从缓缓的河弯处传来。父亲带着我来到一片树阴下，呆呆地望着那片河弯，那里除了河水就只有一滩卵石，卵石上倒着已经枯死的草。“你在看什么？”爸爸像根本就没听到我的话，完全陷入了自己的记忆之中。
父亲最初的记忆，是淞沪会战的炮声。战事失利后，我的爷爷带着全家辗转流亡。一行十多口人，第一站到的就是南京。当他们刚刚离开南京，就惊闻了日军疯狂屠城的消息。从南京到都匀，从都匀到重庆，走了整整八年。一路艰辛，一路饥寒，从丢失钱物到痛失亲人，几次倾家荡……
沿途都是饿殍，满目都是残垣。
后来，父亲上学参军，主动申请到了朝鲜战场，一年后带着勋章光荣回国。
十二年前，父亲身为上尉，在一所航校里任教。
他和战友们朝气蓬勃，勤奋工作，立志报效在艰难中新生的祖国。
十二年前，他何曾想到会有后来发生的历史巨变。
十二年前，他何曾想到自己会牵着孩子的手，却不敢正视一路走来的人生，连回味荣誉都是那么地苦涩。
十二年不算长，但漫长的十二年彻底地扭转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已经十二年了，也是一个寒雨纷飞的下午，父亲第一次看到了这条河。
大河东去，愁肠百结。他和一行右派被押送到这片河滩上集训，再等着被接到山上去开荒种地，接受思想改造。
今天，历史已为他们正名。但是从那里走出来的难友，总是小心冀冀地回避着那段往事。我现在真的不愿去向他们提及过去，于是只好凭借童年的记忆来完成如下的文字……
公安战士肃立在四周，一卡车一卡车的人员落地后，都呆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什么。车顶上还架着机关枪，一个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沿着长裤的内侧浸着滴着尿水，也不知道该去那里换一下裤子。简易的厕所外挤满了人，有人就在外面解开了腰带……几个年青的女子急得直哭，因为她们不可能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褪去下装。呵叱声不断，突然有人惊呼：“有人跳河了！”
水太急，寒得刺骨，那人的头在河水中沉浮了几下就消失了。
大渡河，依旧默默地流去。
正如早在一千年前，南昭入寇成都平原时，就曾挟持数万子女准备渡河南循。一位首领突然心血来潮，随口说了一句：“河对面就是我们的领地了，你们从此必将远离故土，本王特许你们在此最后哭别，以作永诀。”
顿时，嚎声如雷，投水者十有其三。
那时，父亲望着河水呆立着，想起了古书里的这段记载。
父亲应该并不畏惧死亡，赴朝作战时就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奔向战场的命令下达后，所有的战士都作好了献身的准备。那是我军已经兵退汉江的危急时刻，能否守住已经为数不多的山地，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抗战流亡的惨痛记忆，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一起浮现了出来。
那时，我们刚刚站立起来的民族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现在，我反复读那段战史，常常会读着读着就热泪盈眶。那时我们的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那时两军的实力是那样悬殊，可是挑衅不期而来。
低飞的美军战机反复俯冲扫射，的轰鸣声振耳欲聋。炸弹就在急行军的队伍之间爆炸着，没有人自动卧倒以减少伤亡，永远倒下去的战士直挺着，手中还紧紧地握住自己的钢枪……这是一个民族决不再屈服的意志，千万个生命汇成了不可轻不可辱的力量。
如果说战争的奇迹是一座丰碑，那它的基座就是生命的庄严。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终于走到了一个名叫亘堡的小镇。这里最初是一个防御彝人的军事堡垒。
亘堡沿河布开，从东到西就象大山的肚兜。弯弯而去的大渡河就象一条细带，把它紧紧地系在粗犷的凉山上。
都说宋太祖曾经打开地图，指着西南方一大片穷山恶水，用玉斧轻轻一划，说了一句这里非朕王土。玉斧所过之处，立即波涛汹涌，形成了今天浑浊不堪而又狂放不羁的大渡河。
街上道路狭窄，泥泞不堪。
墙边蹲满醉眼朦胧的彝人，他们一头黑冠，一袭污旧的披风，就象从远古奔来的骑士，高傲但又找不到目的。一个彝族女孩背着一背干笋，坐在街沿上，两眼雾朦朦没有一点光泽，对她说来世界和时间都不存在，有的只是和死亡没有两样的习惯。
农场医院就在亘堡南边的山坡上，它的前身是清军在这里的营垒。
七年前我就出生地这里，而很多在灾荒年被饿死的人，就草草地埋在它旁边的荒坡上。那里收留着成千的尸骨，却看不到坟堆，满坡都是已经收去南瓜后的枯藤，于是人们就把那里称为南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