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商讯：外地户口孩子北京上学的福音

　　被捆绑的户籍+学籍制度

　　去年，贵州毕节留守儿童兄妹自杀事件发生不久，位于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门口坐满了上访的家长，他们高举着“不做留守儿童”“我要上学”等标语来抗议现今的户籍和学籍捆绑制度。这些家长常年在外地打工，为了不让孩子留守家乡，他们多数选择让孩子跟随在身边。然而，现行的户籍学籍制度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在异地求学。

　　以北京为例，非京籍的学生很难在北京就学，入学要求家长“五证齐全”，才有接受初审的资格。所谓“五证”，即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即便是达到了严苛的就学要求，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随迁子女被“学籍+户籍”捆绑的政策所困，不得不回到家乡参加高考。然而，陌生的教学方式和教材，成了挡在孩子面前的一道壁垒。

　　2001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虽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当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很多问题仍然困难重重。

　　随着地方财政和土地压力增加，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政策很不稳定;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初中后教育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异地高考问题突出。随着特大城市加强对人口规模的控制，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明显收紧了流动儿童入学政策，高筑门槛，许多适龄儿童被挡在学校门外。

　　面对种种困难，很多家长不得不放弃奔走，最终还是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一张张被贴上“留守儿童”标签的面孔，一边渴望着与父母相聚，一边又渴望着入校学习。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京籍与非京籍共同成长的摇篮

　　或许，这份“成绩单”对很多学校而言，还远远称不上是“喜报”，但对于没有设立入学门槛，在北京奋斗四年，更换过三次校址刚刚扎下根来的北京临川学校来说，取得如此成绩已经十分不易。当初大多数学生中考连普通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这是他们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给学校带来的最高荣誉。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是著名的“才子之乡”。临川的教育蓬勃发展，是全国第一批“普九达标县”“基础教育先进县”。临川教育成为江西省乃至全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四年前，北京临川学校在北京落地，这所学校是特定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创办，帮助江西籍和其他非北京户籍的家长解决了子女在北京上学难、上优质学校更难和不能“异地高考”带来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告别留守家乡，在北京享受优质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籍在北京经商务工人员超过50万人，他们在北京呈现行业集群化。他们为北京的建设和江西老家的繁荣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这些在北京生存发展而又没有北京户籍的江西人来说，他们的孩子就很现实地面临着在北京上学难、在北京高考更是天方夜谭的困局。无奈之际，很多家长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这样却又面临一系列困扰：父母不在身边，家庭教育不到位，心理健康受影响，没有父母的照顾随时面临不可预期的危险??

　　时任江西省抚州市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现任北京临川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胡雨龙，常常听到周围朋友这样抱怨：“我们在北京打拼、搞企业，也缴纳了税、也缴纳了社保，但是，我们孩子的户口没有办法解决。在北京上学非常难，我们为北京作了贡献，孩子为什么难入学?”

　　“我们办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江西在北京打拼的这个群体。”胡雨龙说，“我搞教育这么多年，知道北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上学，北京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其次，这个城市的承受能力也承受不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开又跟这公平教育不符。放开与不放开都带来很多的问题。”对于现行的政策，胡雨龙表示理解，但同时，他也在找寻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冲突。

　　胡雨龙还曾任临川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凭着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强有力的支持下，胡雨龙动员在京的几个企业界的成功人士投资，把临川优质的教育资源整合了起来，把流出地的老师、教育品牌、教材、教育理念移植到北京，为流出地孩子服务，最后，他们再回到流出地去参加考试。

　　“这个是放开和不放开之间的第三条路。”胡雨龙解释，“这样跟北京是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不花政府的一分钱，又给政府分忧解难，又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我们用一个实践来解决这个冲突。”在北京这样的异地办校模式，胡雨龙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